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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片(1 / 2)



我心中有一座咆哮山庄。



那是一块荒凉而难以居住的大地,



冬天令所有草木枯萎,冰雪将山庄与外界隔绝。



事实上,我已经无力再应付这东西了。



一时的激情退去后,如今它也不过是一块碎片。当时我怕我俩就此断了牵连,因此才悄悄地、颤巍巍地将它藏在掌心。



大学毕业典礼那一天,我们见了老师生前最后一面。那天明明是春季,却有点冷,我们学生迟迟不想放开手中的毕业证书,在老师的研究室畅谈至薄暮时分。



综观整座学院,只有十几个女学生。到头来,我跟她们也只是点头之交,当中有人将出社会就职、有人决定嫁人,而取得大学文凭却回老家帮忙家业的人,只有我一个。



当年的毕业生有五个是老师的直属学生,里头只有我一个女生。其他四个男学生对毕业怀着既兴奋又期待的心情,也容光焕发地准备迎接明日的社会责任。至于我,只觉得昨天还是朋友的他们即将离我远去,在研究室中独自垂头丧气。



「莳田同学,你今后有什么打算?」



老师极其沉稳地对紧握毕业证书筒的我问道。



「我要回去帮忙家里的事业。毕竟我能念到大学毕业,全多亏哥哥扛起家业供我读书。」



我忍受着自尊所带来的自卑,好不容易才答出口。



「你家从事哪一行?」



「点心铺。」



这件事我从未告诉任何朋友。我到底有什么好自卑的?家人做的是堂堂正正的生意,而且从未对追求学问的我皱一下眉,反倒一路支持我,不是吗?即使我如此说服自己,但在那些志向远大的朋友面前,我还是不敢说出:其实我这个上大学的女流之辈并非医生、外交官或大企业千金,而是制作点心材料的小店铺儿女。



在场的学生,没有人听了后嘲笑我们家的生意。老师的学生们都是善良诚恳的人,而且我也知道有人特地从穷乡僻壤上东京求学,靠奖学金苦读度日,而我却以家里的生意为耻。女人干嘛读那么多书?更何况是文学那种填不饱肚子的学问!迄今不知听了多少回的话与质疑的目光,使我变得更胆小自卑;而我也瞧不起自己,恨自己被周遭的偏见影响,以家业和自身所学为耻。尽管在场没有人轻视我,我仍然以自己的一切为耻,也瞧不起有这种想法的自己。



「明天起,我就要开始做红豆馅了。」



我连一点点沉默也熬不住,于是说得很快。「今后,我的生活再也跟文学或国家发展扯不上任何关……」



我的声音小到无法说完,老师却若无其事地微微一笑。



「我做的事情对国家也没什么帮助啊。」老师说。「还有呀,莳田同学。做红豆馅或许不需要懂文学,但是对于做红豆馅的你而言,重点并不在于『需不需要』,而在于它所带来的收获吧?」



我抬起头,正巧和老师四目相交。老师坐在粗糙的木椅上,眼中洋溢着朝气与热情。



「我们一起读过勃朗特姐妹的作品,而你也在报告中对《咆哮山庄》投注最多研究与热情。」



不知不觉中,我们围着老师倾听他对文学的热爱,仿佛回到课堂时光。



「那部作品可说只围绕在荒野中的两栋宅邸,但有人觉得它的世界观很狭小吗?没有。那部作品里什么都有,比如爱与憎恨、阴谋与和解、背叛与赦免,所有的一切,人生百态全汇聚于咆哮山庄。」



说到这儿,老师缓缓环顾众人。



「各位同学,必须将此事牢记在心。」



岁月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逐渐流逝。



家里同样充斥着香甜的气味,店头门庭若市;哥哥与来访的业者总是谈生意谈到几乎吵起来,声音大得后面都听得见;嫂嫂忙着照顾小孩;妈妈大概是去工厂监工,一早就不见人影;至于我,则为今天傍晚公会举办的戎讲(注:祭祀惠比寿的活动。惠比寿是日本七稻神之一的商业之神、财神。)做大锅卤菜、红豆饭或去仓库拿碗,连化妆的时间都没有。



日暮时分,我踩着嘎吱作响的昏暗楼梯爬上二楼,把晾衣竿上的衣物收进来。晚上再折吧!我如此思忖,打开拉门将衣物丢进自己房里,不经意发现和服的下摆脏了。



大概是在仓库沾上的吧?我拍拍偏白色的干燥尘埃,不知不觉中瘫坐在地,然后解开袖子的绑带及绑在腰带下的传统围裙,随手扔到一边。



我爬向梳妆台,将手伸向触手可及的化妆品瓶子,扭开瓶盖。指尖随即传来干干硬硬的触感。



我握紧它躺在榻榻米上,将之抵在自己胸口。



真希望老师能在我面前现身,就像凯萨琳出现在希斯克里夫眼前一样;真希望老师能找我讨回这样东西。恨我也无所谓,即使老师变成青面獠牙的鬼魂对我伸出干裂的手指,我也必定会哭着抓住老师不放。



然而这里并非咆哮山庄,只是人烟稀少的城下町(注:以领主居住的城堡为核心来建造的城市,现今日本人口十万以上的都市多由城下町发展而来。)一隅。我们不是爱得轰轰烈烈的情侣,老师还不知道我的崇拜与爱恋就死了,我永远无法向老师表白,只能天人永隔。玻璃窗的另一侧,唯有抖落树叶的树梢随着微风摇曳。



「朱鹭子、朱鹭子。」



纸门对面的祖母听到声响,开口呼唤我。我将老师唯一能让我睹物思人的遗物放回梳妆台,赶紧起身。叩!它刺耳地发出碰撞声,如常倒在梳妆台上,多么残酷。



我开始恨它了。老师的碎片如今只会在日常的纷扰中使我烦上加烦,几乎无法再安慰我了。



祖母是个怪人,明明身体好得很,却成天躺在床上。



追溯儿时记忆,我完全想不起祖母起床做家事或外出的模样,不仅如此,打从我妈嫁入这个家,她便已成天躺在床上茫然度日。



不过,祖母并没有生什么大病,反倒是身体硬朗,思虑也算清晰。先父上头有四个姐姐,他是么子,这样算来,祖母已将届八十高龄。尽管年事已高,尽管每天都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,她的记忆力却很好,并且伶牙俐齿。



我拉开分隔两间房的纸门,只见祖母一如既往地将棉被拉到脖子,躺在榻榻米上的垫被上头,沐浴着斜阳。



「今天是不是有戎讲?」



祖母微微抬头,转动眼睛看着我。我手放身后关上纸门,跪坐在祖母枕边。这位祖母的优点,就是只要不让风钻过门缝吹进房里,她就不会对礼数斤斤计较。



「是呀,从一早就忙得要死呢。」



我的挖苦总是传不进祖母耳里。她大大叹了一口气,说道:「真讨厌啊。」



「外头已经变得很冷,散播感冒病菌的人八成也不少。你们会在二楼的会客室办活动对吧?记得关紧这间房间的门窗,弄得暖一些。」



「我会的,奶奶。」



说起祖母病态的部分(光是嫁过来将近六十年间都躺在床上就够病态了),就是对感冒异常戒慎恐惧。妈妈说祖母的弟弟小时候死于小感冒,自此心中便蒙上阴影。然而只因为如此,人类就能放弃购物、和邻居在路上闲话家常、出外看戏之类的种种活动吗?



祖母从不踏出二楼的房间一步,也不在容易感冒的冬天见客。天气温暖时,她偶尔会下楼和家人一同用餐,其他时间都是由我们端饭菜到她床边。她说睡衣的袖子必须短一寸,结果帮她改短后又发着抖喊冷;如果我们胆敢把修剪衣物的剪刀忘在她枕边,她就会按铃叫家人来,说冷得睡不着。



「成天躺在床上也不轻松喔。」祖母裹着棉被咕哝道。「『干活』这词里不是有个『活』字吗?干活还比较快活呢。」



面对这情况,我妈会一笑置之地说:「您说得是。」但我实在无法办到。即使如此,我还是无法对祖母狠下心,所以只好将自己房里的煤油暖炉搬来让她使用。



我见祖母似乎想要人陪,于是将收进来的衣物搬到她房里,在枕边折起来。祖母没有起身帮我折衣服,只是如常将下巴埋在棉被里,看着我做事。除了偶尔抬头看看时钟,我的视线一直落在手边。



祖母关在这小房间长达半世纪以上,脑中究竟在想什么呢?她如何定义生活中的悲苦?



尽管年事已高,祖母的五官依然相当端正。她皮肤白皙细致,头发也盘成不妨碍睡眠的蓬松发髻,一点也不邋遢难看。



然而,我只在父亲葬礼时看过祖母穿正装的模样。我的房间从前是父亲的房间,他长期卧病在床,祖母却一次也没有踏入隔壁房间。即使在隔壁受苦的是自己的儿子,对祖母而言,踏入病房恐怕就像踏入三途河(注:日本传说中的河川,是现世和来世的分界线。)一样可怕。



守灵跟葬礼时她终于起床换上丧服入座,但妈妈、哥哥和我从火葬场返家时,她又钻回棉被里了。当时十来岁的我,真的怀疑这个人跟自己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。



祖母在棉被中翻身面对我,说道:



「帮我把壶拿来。」



我拿起平时搁在祖母枕边的有田烧壶,打开盖子,把壶口对着她。祖母从棉被里伸手掏出一颗壶里的白色糖果,津津有味地嚼起来。



楼下的摆钟敲了四下。



「我待会儿帮您换热水袋。」



语毕,我起身再度绑好袖子绑带、系好传统围裙,步下点着橘色灯光的楼梯。嘎吱作响的地板俨如饱受煎熬的情感,不知是来自于我,或是祖母?



戎讲结束后,醉汉们终于步上归途,贴心的嫂嫂提醒我早点就寝。好不容易洗完碗盘,已经超过午夜十二点了。哥哥现在大概跟孩子们一起在被窝里大声打鼾吧。我决定明天再保养用过的漆碗,关好家中的瓦斯暖炉后,回到二楼卧房把床铺好。



我用冷水洗脸,接着以化妆水拍拍紧绷的面颊,躺在垫被上。干嘛保养皮肤?我在黑暗中悄然一笑,这个镇上根本不会有男人娶我。男人们七嘴八舌地对着帮忙斟酒、上菜的我说:「学士大人,您做这个太可惜啦。」、「学士大人,来帮我们上课嘛。」



我不怪他们。他们只是有点好奇,同时借此掩饰害羞,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这种女人。我从小在这儿长大,知道他们民风纯朴、秉性善良。可是我快窒息了。我真想丢掉托盘放声嘶吼,但是我又该吼些什么呢?



我猛然起身,披上爸爸的老旧棉袄,拉开纸门。



祖母在睡梦中微微打鼾。我将手伸进棉被里,检查洗碗时帮她换过水的热水袋仍否温热,然后关掉原本就已调弱的煤油暖炉,暂时伫立在祖母房里。



祖母是乡下贫农出身,前来购买红豆的祖父对她一见钟情,于是上门提亲,祖母遂嫁入商家。突然被人从乡下带到城下町的祖母,面对热闹的气氛与门庭若市的商家生活,应该只觉得痛苦吧。我在黑暗中听着祖母的鼻息,如此揣想。



祖母也很想放声呐喊。不成声的呐喊在她体内逐渐堆积,最后把她压得无法起身。她没有勇气正视凝结在自己体内的东西,只好委身于平凡有保障的日子,在太平之世随波逐流。



那么我呢?教育程度高于街坊男子,蒙受老师薰陶的我又是如何?我成天忙于家务,连看本书的时间都没有;我扼杀自己的声音,使自己无法叫喊,这样的我跟祖母有何不同?



我回到卧室,取出老师的碎片。脱下棉袄后,我钻进被窝,在掌心把玩老师的碎片,等待棉被变暖,以便入睡。肌肤传来老师坚硬的触感,我摩擦脚趾,蜷缩身体叹气。



当店里接到老师去世的电话通知时,女工读生以为我要昏倒了。「小姐,您的气色跟死人一样差呢。」她说。



我终究来不及参加守灵。我还记得留在大学当老师助手的猪原一再嘱咐道:「千万冷静。」他铁青着脸,在车站迎接翌日前往东京的我。



「事出突然,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……」猪原呜咽道。



那天早上,老师直到上课准备时间仍未现身,于是猪原纳闷地到学校后方的租屋处一探究竟,不料老师伏倒在书桌上,断气多时。



老师年纪尚轻,而且也没有宿疾,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:「怎么会这样?难不成、难不成……」



猪原摇摇头,似乎想安抚我的情绪。



「不,他是病死的。医生说八成是急性心肌梗塞。」



怎么会有这种事?一个身体健康、年近四十的人不可能突然一命呜呼。我如此说服自己,在后面快步追着猪原。这一定是某种玩笑,只是学生时代那些无聊恶作剧再度重现而已——然而一见到棺木中面若死灰的老师,我的妄想也随之幻灭。



老师从学生时代便住在这儿,房东婆婆好心将此地设为灵堂。敞开的大门上高挂灯笼,熟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悬挂着黑白布幕的厅堂。我瘫坐在一角,之后的事情记得不大清楚。



老师的兄弟姐妹从老家一路赶来,由于老师潜心研究、一生未婚,因此葬礼大小事几乎是由校方一手包办。我脑中只隐约记得这些片段,待一回神,我已拜托猪原将我带到火葬场。



老师的亲属率先用竹筷帮他捡骨,接着再依序轮到其他人。老师的骨头既白又坚硬,这点令我益发混乱。这是死人的骨头吗?肯定是哪里弄错了!我甚至心想:用泥土或什么都好,必须帮那副尸骨捏出肉体,让老师复活才行。



尽管如此,我脑中依然有某部分非常清醒。对了,捡骨的顺序是从脚骨开始,爸爸去世时也是这样,我想。



我和猪原一同用筷子捡起老师的骨头,放入骨灰坛。不用说,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令老师的父母无暇他顾,而在场也没有一个人有空怀疑我。骨灰坛快满了,火葬场的人虽然有所顾忌,仍用竹筷硬戳骨头,想把它们塞进骨灰坛里。啪叽啪叽,骨头发出干裂声,坛子总算腾出些空间,人们再度着手捡骨。最后火葬场的人将事先挑出的喉结骨纳入坛中,然后封好骨灰坛,放入白木箱。



我几乎仰赖猪原的搀扶,看着老师残留在台上的尸骨。它们之后会有什么下场?是不是会再度被放入火葬场的窑中,烧到变成柔软的灰烬?